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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

那些试图用意志代替规律、用蓝图替换试错的努力，无论出发点多么良善，往往导向相反的结果。

作者 | 老刘

来源 | 老刘商业洞察

引言

公元前 4 世纪，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描绘了一个由哲学王统治的完美城邦。在这里，每个人各司其职，社会井然有序，一切都在理性的规划之下运行。两千多年后的 1516 年，托马斯 · 莫尔在《乌托邦》中勾勒出了另一个更完美社会的蓝图。

此后，更多的思想家、革命家、改革者前赴后继，例如《太阳城》《伊加利亚旅行记》等多部描写未来更合理、更理想、更光明、更幸福的社会的著作。

这大概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持久的诱惑之一：相信凭借足够的智慧、权力和意志，我们可以设计出比自发秩序更优越的社会经济体系。

从古代的重农抑商，到近代的各种计划，从价格管制到产业规划，这种理性的自负始终萦绕在权力走廊中。

然而，历史以其残酷的方式一次次证明，繁荣从来不是设计出来的，而是生长出来的。

那些试图用意志代替规律、用蓝图替换试错的努力，无论出发点多么良善，往往导向相反的结果。不是因为设计者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市场经济体系的复杂性，早已超越了任何伟大领袖或组织的认知边界。

历史的见证

公元 301 年，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，颁布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价格管制法令《最高价格诏令》。这位试图力挽狂澜的皇帝，为帝国境内一千二百多种商品、劳务和运输等项目设定了最高价格上限。

诏令序言带有浓厚的道德训诫色彩，愤怒指责投机商人的贪婪无异于 " 野蛮入侵 "。为了推行法令，他甚至规定违规者可判死刑。

结果呢？

商品迅速从市场上消失，转入黑市。农民宁愿让粮食烂在地里，也不愿以法定价格出售。手工业者关闭作坊，商人停止贸易。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乌斯甚至描写说，因价格纠纷引发的冲突和流血事件屡见不鲜。尽管这一记载可能有夸张成分，但可以确认的是，到戴克里先退位的 305 年，这道诏令已在帝国内被广泛忽视，最初试图通过"最高限价"挽救经济的雄心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戴克里先用强权定义了价格，却无法强迫人们生产和交易。

在交易中，价格是一种信号，传递着稀缺性、成本、需求的复杂信息。当强行改变信号，就等于切断了经济的神经系统。

类似的故事在东方也曾上演。

1371 年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出海经商，将对外贸易严格限制在朝贡与官方渠道之内，借此巩固新王朝的安全和秩序。在统治者看来，这是理性的设计。限制对外接触可以防止倭寇侵扰，可以控制社会秩序，可以保持农业社会的纯净。但经济规律有自己的运行逻辑。东南沿海的商人、渔民、手工业者不会因为一纸禁令就放弃生计，反而将其推向了暴力的深渊——合法的商人被迫化身为武装走私者，倭寇与海盗反而因此获利。

直到 1567 年隆庆开关，部分放开海禁，民间贸易合法化，东南沿海才真正稳定下来。

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深刻指出：明朝衰落的症结是以道德代替法制。我们可以补充一句，更在于以设计代替市场，以意志代替规律。

如果说古代的失败可以归咎于技术和知识的局限，那么 20 世纪最宏大的经济设计实验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，则证明即使有现代科技和海量人才，设计繁荣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。

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试图为数百万种商品确定产量、价格、分配。数以千计的经济学家、统计学家、工程师日夜工作，编制详尽的五年计划。起初，这套体系似乎创造了奇迹。在举国体制下，苏联迅速完成了工业化，在二战中打败了纳粹德国，在太空竞赛中抢占先机。

这种初期的成功主要依赖于粗放型增长，即通过投入大量的劳动、土地和原材料来换取产出。当这些原始资源耗尽，需要依靠效率提升（全要素生产率）时，计划体制的弱点就暴露了。

但繁荣的表象下，是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。工厂完成指标却生产出无人需要的产品；农场达成产量目标却导致土地退化；商店货架空空如也，仓库却堆满库存。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，苏联经济已经僵化到令人窒息的地步。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坦承，那种试图把一切都纳入中央计划的体制，最终变得既难以协调、也难以运转。

经济学家科尔奈在《短缺经济学》中系统分析了计划经济的内在矛盾：当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供需关系，当生产者不面对真实的市场约束，短缺就成为常态，浪费就不可避免。

本世纪初，委内瑞拉。

委内瑞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，查韦斯政府雄心勃勃地推行"玻利瓦尔革命"，试图设计一个更公平、更繁荣的社会。政府大规模接管私营企业，实施价格管制，控制外汇市场。

2013 年，马杜罗继任后进一步强化管控。为了抑制通胀，政府将食品、药品价格冻结在低位；为了维护货币汇率，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。出发点无可指责，让人民买得起东西，让国家掌控资源。

但经济规律不会因为良好愿望而改变。

企业以低价买入原材料却无法盈利，纷纷停产；外汇黑市汇率与官方汇率差距百倍；2016 — 2019 年，通胀率累计超过 5300 万倍，约 90% 的人口陷入贫困，数百万难民逃离家园。一个曾经富裕的国家，陷入人道主义危机。

为什么设计必然失败

历史的教训如此惨痛，我们必须追问：为什么精心设计的经济蓝图总是走向失败？

1945 年，弗里德里希 · 哈耶克发表了《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》，这篇只有 12 页的论文，击中了计划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。

哈耶克指出，经济决策所需的知识，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。这些知识往往是"时间和地点的知识"，包括某个地方某种原材料突然短缺，某个工厂的设备出现问题，某个地区消费者偏好发生变化。这些知识零碎、具体、转瞬即逝，无法被任何中央机构收集和处理。

市场价格体系的伟大之处，就在于它能够自动汇总这些分散的知识。当某地苹果欠收，价格上涨会自动引导消费者减少消费，刺激其他产地增加供应，鼓励商人调运库存。这一切无需中央命令，无需任何人掌握全局信息。而计划者呢？无论多么聪明、多么努力，他们面对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收集处理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掌握的信息，然后做出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正确的决策。

哈耶克的导师路德维希 · 冯 · 米塞斯，早在 1920 年在《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计算》就提出了更根本的批判：没有市场价格，经济计算根本不可能。

在市场经济中，企业家通过比较成本和收益来决策。例如，这批钢材是用来生产汽车还是建筑材料？这块土地是盖工厂还是住宅？这些决策依赖于价格信号——钢材、土地、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告诉我们它们的相对稀缺性。

但在计划经济中，生产资料没有市场，没有真实的价格。计划者如何知道一吨钢的真实价值？如何知道用钢材生产汽车还是拖拉机更有效率？没有价格机制，经济决策变成了盲人摸象。苏联经济学家曾试图通过劳动价值理论计算价格，但这套理论体系过于粗糙，无法反映资源的真实稀缺性和技术的动态变化。最终，苏联计划机构不得不偷偷参考西方市场价格来制定内部价格。这本身就是对市场机制的默认。

约瑟夫 · 熊彼特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设计的局限：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。

创新者带来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组织形式，打破旧秩序，创造新繁荣。但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，大部分创新尝试都会失败，成功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方向。计划者面临两难：如果严格执行计划，就会扼杀创新；如果容许偏离计划，计划又有何意义？更根本的是，计划者如何事先知道哪些创新值得尝试？苹果公司的 iPhone，亚马逊的云计算，特斯拉的电动车，这里哪一个是按照政府的产业规划诞生的？市场经济的优势恰恰在于它容许，甚至鼓励大量的试错。企业家用自己的资源冒险，失败了自己承担损失，成功了获得回报。

这种分散化的试错机制，才是创新的土壤。

自发秩序的智慧

1776 年，亚当 · 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写下了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段落："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，不是出自屠户、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，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。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，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；我们不说自己需要，而说对他们有利。"

这短话深刻揭示了社会协作的本质，市场不依赖于人性的完美，而是巧妙地将个人利益与社会福利连接起来。

面包师为了赚钱而烤面包，却满足了你的需求；你为了工资而工作，却为社会创造了价值。这只"看不见的手"，让私有产权保护了个人努力的成果，自由交易让互利成为可能，竞争机制筛选出最有效率的方式。

18 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就是这一原理的最佳证明。

当时的英国，没有产业政策，没有五年计划，没有政府主导的技术攻关。蒸汽机不是国家项目的产物，纺织机械不是计划委员会的杰作，铁路系统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。它们来自无数工匠、发明家、企业家的自我摸索和相互竞争。

詹姆斯 · 瓦特改良蒸汽机，是为了获得专利收益；理查德 · 阿克莱特建立纺织工厂，是为了商业利润；乔治 · 斯蒂芬森修建铁路，是看到了运输需求。这些个体行为，在市场机制的协调下，汇聚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。

对比之下，当 19 世纪末德国政府试图通过规划追赶英国时，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也付出了垄断、僵化的代价。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，也主要归功于释放民间活力，而非政府包办一切。

这样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同样如此。

1980 年，深圳被设立为经济特区时，没有人预料到这个小渔村会成为世界级都市。当时只是"给点政策，放开手脚"，让市场去探索。接下来的 40 年，深圳的发展路径是任何规划者都无法事先设计的。先是"三来一补"的加工贸易，然后是山寨手机的草莽时代，接着是华为、腾讯、比亚迪等巨头的崛起，如今是科技创新的前沿。

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稳定的规则、良好的基础设施、简化的审批流程。也就是说，减少对市场的干预，而不是替代市场。今天的深圳，人均 GDP 超过香港，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 30% 以上。深圳的成功，本质上是哈耶克"自发秩序"的经典实验。政府并未试图预设最终的产业结果，而是通过建立法治边界、产权保护和低准入门槛，为企业家提供了试错空间。深圳证明了：当权力的手缩回来，市场的创造力就会喷薄而出。这种非设计的繁荣，恰恰是制度演化最辉煌的成就。

为何我们总想设计繁荣

既然历史和理论都一再证明设计的失败，为什么人类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？

心理学研究揭示，人类天生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控制能力。当事情偶然符合预期，我们就认为是自己的功劳。当结果不如意，我们倾向于认为是执行不力，而非设计本身有问题。

这种控制幻觉在权力者身上尤其强烈。

当你手握调动资源的权力，很容易相信自己比市场更聪明。一个个成功案例（往往是特例或短期现象）强化了这种信念，而失败往往被归咎于外部因素。

这种心态背后的"理性的自负"，源于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崇拜，也与现代科技的成功有关。

我们能设计火箭送人上天，为什么不能设计完美的经济体系？

表面看有道理，实则混淆了两类问题：火箭是简单系统，虽然技术复杂，但变量有限，规律清晰；而经济是复杂系统，涉及数十亿人的决策，无穷无尽的互动，不断涌现的创新。复杂系统无法被完全理解和控制，只能在互动中自我组织。

更深层的原因是道德冲动。

市场经济的结果往往令人不舒服，如收入差距、行业兴衰、地区不平衡。这些不公平的现象，激发了我们干预的冲动。如果让聪明能干的人掌握权力，统筹规划，是不是可以创造一个更公平、更和谐的社会？

这个为人类公平发展做贡献的诱惑太强大，以至于一代代改革者前赴后继。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点：市场的不公平往往反映了真实的稀缺性和贡献差异，而人为设计的"公平"则需要扭曲价格信号、抑制激励机制，最终导致普遍贫困。悲剧是，以追求公平之名的干预，往往让最弱势的群体付出最大代价。

最后，也最现实的原因是设计繁荣的主张，符合权力扩张的逻辑。

承认市场规律，意味着承认权力的边界。而宣称可以设计繁荣，则为权力的膨胀提供了正当性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使证据确凿，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阴魂不散。它不仅是认知错误，更是利益结构的产物。

规律的尊严

伟大的先哲苏格拉底说："我知道我一无所知。" 常回顾这句话对经济政策制定者尤其重要。

智慧，首先始于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承认我们无法掌握所有信息，无法设计完美秩序。掌权能做的是，创造让繁荣自发涌现的条件，去保护产权，让人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会有回报；去维护法治，确保规则的可预期性和公正性；取开放竞争，让市场而非权力决定胜负；去容忍试错，给创新和失败留出空间；取限制权力，防止政府的好意变成灾难。

市场经济不是完美的，但它有一个被低估的道德优势：去中心化的试错机制。

当一个企业家的创新尝试失败，损失主要由他自己承担。但是当一个政府的规划失败，代价由全体人民承担。

市场经济将实验分散化，避免了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的系统性风险。更重要的是，市场经济基于自愿交易，而非强制服从。你不喜欢这家公司的产品，可以选择另一家。你不认同这个企业家的决策，可以拒绝投资。

你想设计繁荣，问题是什么是繁荣？

繁荣是动态的过程，是持续的创新、调整、学习。今天的繁荣形态，往往是昨天无法想象的。唐朝的繁荣，在今天来看来连老百姓温饱都做不到，更别说小康。

1980 年代，谁能预见互联网会重塑经济？2000 年，谁能想到智能手机会成为生活中心？正是因为没有人能预见未来，我们才更应该依靠市场的试错机制，而非规划者的蓝图。政策制定者想象的"繁荣"，并不是市场真正造就的繁荣。

历史学家钱穆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中说："制度不会凭空从一种理论中产生，而是现实孕育了制度。"这句话用在经济制度上同样适用。

几千年的人类无数次的试验和教训，指向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：繁荣来自自由，秩序源于规则，进步基于试错。那些试图用意志强行制造繁荣的努力，无论初衷多么美好，手段多么宏大，最终都会碰壁。规律的尊严，反映了社会协作的真实条件。尊重规律，是选择更可靠的路径。

21 世纪，因为技术的进步，数据的积累，算法的发展，让一些人重新燃起了科学规划的雄心（甚至企业家刘强东就提过这样的想法）。但历史的教训依然有效，再强大的计算能力，也无法替代市场的分散决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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